一個農民外出打工學會了“收死豬”的門道，遂回鄉“創業”，半年多收購、加工病死豬肉20余噸，制成捆蹄、香腸等食品流向皖蘇豫魯四省9個市縣市場。荒唐的是，這起特大加工、銷售病死豬肉案在警方偵破之前，地方負責食品安全監管的8個部門竟無一察覺，并將病死豬肉問題歸結于“職能重疊、部門打架”。

 　 類似的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執法監管屢屢失守，相關部門的解釋卻總是強調外因，廣大公眾的反應已是憤怒、無奈后的麻木了。因為讓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世上最嚴厲的”《食品安全法》已實施多年，百姓卻依然沒有得到一張安全的餐桌，他們還能說什么呢？

 　 我們經常發現，只要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執法監管部門不是推說“沒聽說”“沒發現”“沒人投訴”，就是將責任完全歸結于商販的逐利和無良，甚至直接推給機制的不合理和法律的不協調，卻很少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即使不得不反躬自省的時候，也多輕描淡寫而極少從深層剖析根源。

 　 在筆者看來，8個部門管不住病死豬肉，決不是什么“職能重疊、部門打架”，也不可能“等今年年底機構改革了就好了”。因為，這根本不是問題的根源，只不過是相關部門推卸責任的堂皇理由而已。在這個事件中，所有的監管部門均表現為不作為，是放棄履職。也就是說，問題的深層根源在于當前深深扎根于執法監督部門和監管人員內心深處的“不告不理”錯誤執法觀念——這是不作為的關鍵所在。

 　 當前，在我國的執法監管部門和人員中，普遍存在著一種與行政執法性質嚴重不符的錯誤觀念，那就是在執法和監管過程中，對違法現象和行為往往傾向于堅持“不告不理”。明明違法行為普遍存在，明明知道違法行為已經發生，甚至已經產生比較嚴重的危害后果，即便這些違法行為在執法監管部門和人員眼皮底下，只要沒有人“告訴”就假裝看不到，就“沒聽說”“沒發現”而不予理睬，也就是百姓常說的“民不告官不究”。這種現象在我國諸多領域廣泛而嚴重存在。城市違建瘋長、企業欠薪頻發、職業中介詐騙、高溫補貼泡影廣播電視虛假違法廣告等等，應當說許多違法現象和行為整天招搖過市差不多是全民皆知了，可就是執法監管部門不知，是典型的“不告不理”做派。一些執法監管人員事實也并不諱言這一點，有人在公共媒體上回應對違法行為沒能及時查處時，就公開稱他們堅持“不告不理”。

 　 必須承認，“不告不理”的確是現代法律實施中的一個重要原則，但卻不適用于所有領域，執法領域堅持“不告不理”是完全錯誤的。按照現代法治理論，在主動性上，司法與執法兩個領域通行完全不同的原則。具體來說就是，司法要求獨立和中立，必須保證公正性，因而要求它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和法官對案件過于熱心，主動找案審判，會造成一種偏向一方、不獨立不中立的形象，損害它的權威性和公正性。而執法則要求積極主動，必須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防患未然，提高效率，保證秩序，因而它不能實行“不告不理”。

 　 讓人憂慮的是，當前的不少法律制度及執法監管方式，卻都是按照“不告不理”原則設計的，亟需進行糾正。如果不糾正“民不告官不究”觀念，不要說8個部門，就是80個部門也管不住病死豬肉！

本文關鍵詞：食品安全問題,食品安全監管,病死豬肉